“和而不同”翻译策略的实质

　　“和而不同”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理念。“和”与“同”,是中国古代哲学一对重要范畴。“和”是指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掺和,反映的是一种有差异的平衡或多样性的统一;“同”指的是相同事物的堆积,反映的是无差别的同一或抽象简单的同一。我们通过翻译追求的是不同文化间的“和谐”而不是“相同”,只有“和”才有生命,才有发展。文化之间的差异会给翻译的转换与接受造成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以“和而不同”意识为基准,充分寻求差异理解与沟通的有效途径,就会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进而推进整个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和而不同”的翻译态度要求翻译过程中尊重原作、尊重原语文化,同时也不妄自菲薄,使各自的文化在对话过程中保留个性。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们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文化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三个层面的文化因素。因而,在翻译中不能因为某一层次的文化信息难于传达而置之不理。不论涉及到哪一层次的文化因素,在其传达中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都十分必要。

“和而不同”翻译策略的意义

　　“和而不同”的翻译往往会激发起人们对更多知识和信息的追求和创造力。公元8世纪,阿拉伯国家大量翻译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同时也引进源于印度的知识,在很短的时间内,阿拉伯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8世纪到13世纪这几百年里,阿拉伯世界在数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众所周知,佛经翻译大大促进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在经历了长期接触以后,佛教文化已经完全融入中国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在中国的成就不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印度佛教中国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仅影响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而且又传入朝鲜和日本,给那里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

　　可见,在翻译中译者应该摒弃民族中心主义和各种偏见,以一种通达的态度对待文化差异。在“尊重自己”、保持译语文化所独有的特征和本质的同时,应尽可能“尊重别人”,保持原语文化的差异性。通过翻译得以进行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不是某种文化“化”掉另一种文化,也不是某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囫囵吞枣式的全盘接受,更不是文化的侵略或殖民,每一种文化都以自身的独特性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作着贡献。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使其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互为个体又相互交融,是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有效发展的必要前提。

“和而不同”策略在翻译方法上的体现

　　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恩贝托·埃柯为21世纪的欧洲大陆提出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在他看来,“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准确、恰当地表述原语文化的差异性,使其为译语文化所认可和吸收,进而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在翻译方法上采取适度异化的翻译策略有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过在翻译中是以归化的方法为主还是以异化的方法为主,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

　　一般来说,在两种不同文化间发生接触、碰撞之初,译语文化总是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和排他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文化之间的了解会不断加深,译语文化开始表现出较大的开放性。翻译活动越来越体现出“异化”的趋势。

　　从严说来,绝对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是不存在的。绝对的归化“以我为中心”,随意删改或改造原作,置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于不顾,那翻译存在的必要就要受到质疑;绝对的异化,又会遭到译文读者的排斥。因此,应当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二者。孙致礼就指出,异化与归化说到底也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还应该是统一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善于兼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他同时也指出,异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归化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第二位的。也有学者指出，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化身。

　　总之,译者要以一种“和而不同”的翻译理念来对待翻译,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充分把握好异化和归化之间的“度”;要以一种开放、平等的心态去对待各种文化的差异,充分发挥这两种翻译手段的优势和作用,使翻译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各国文化交流方面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