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交流活动，不是简单的从一种语言形式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而是把一种文化中的语言代码转换成另一种文化中的对应语言代码。因此，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应该接受跨文化交流学的理论指导。长期以来，翻译经常被视为一种语言艺术，被人们用超越时间的语法规则加以描述和考察。“对等”问题长时间的困扰着翻译工作者，而翻译研究也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怎样把原文意思忠实而准确的表达出来，让译文读者达到和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

　　跨文化交流新的形势和特点对翻译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传统的翻译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新的形势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翻译。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将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交流语境下。翻译不再被视为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转换，而被看作是一股塑造文化，文学的重要力量，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行为。因此，用跨文化交流学的理论对待和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翻译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的影响。

　　二、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翻译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跨文化交流活动源远流长。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古代巴比伦王国法典中就记载有到国外购买奴隶的规定。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历史。毋庸置疑，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来看，当今时代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都是史无前例的。本世界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此后不到半个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整个地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工作或学习在不同文化的人群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学习，了解和交流。在这种背景下，跨文化交流学（或称为跨文化传播学）应运而生，以解决跨文化交流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寻求有效的交流途径，提高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与同文化交流相比，跨文化交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双方文化共享性差。文化共享性指的是人们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即人们对同一客体给予和拥有共同的编码。同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的交流双方共享一个文化，而后者的双方则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其各自文化中的认知体系，规范体系，社会组织，物质产品，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即文化共享性差。当双方进行语言交流时，信息的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编码模本。语言符号编码的不同体现在：（一）编码的发音和形状不同。例如对同一种圆圆的，脆甜可口水果，中国人编码为“苹果”，而英国人则把它编码为“apple”。（二）词汇量不同。例如汉语中有关烹调的词汇有50多个，而英语中只有10余个。一句简单的英语 “You should talk to my uncle.”就会让汉语读者产生歧义，因为不知道uncle 指的是叔叔，伯伯，舅舅还是姨父等等。（三）共有词汇的文化涵义不尽相同。例如中国人形容女人温柔会说“她像一只猫似的”，而英国人对此的理解则是这个女人脾气大，爱骂人，因为两种文化赋予“猫”不同的内涵。在中国人眼中“红色”代表喜庆，成功或顺利，在英国人看来则暗示者血腥和残忍。（四）编码顺序不同。例如早上起来打招呼我们汉语里说“早上好!”，编码顺序是早上→ 好，而英语则是“Good morning! ”，编码顺序是好→ 早上。不同文化语言符号编码的不同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

　　要解决上述问题，使跨文化活动顺利进行，就需要一个既懂双方语言，又熟悉双方文化的中间桥梁 ----- 翻译工作者。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引进外来文化或者传播本国文化，为人类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进不同社会，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文化传播的必然途径，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纽带，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基础条件和直接因素。人类得以共存与沟通，人类文明得以融会和发展，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工作者的努力。

　　翻译研究发展至今，众多学者对翻译现象和翻译实践从语言学，文学，哲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描述，均不同程度的取得了成果，推动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进步。但考察过去的成就，我们会发现翻译研究始终围绕“对等”问题，以“忠实”等原则为指导。翻译工作者曾一度被比作是同时侍奉两个主子的仆人，要遵循忠实，客观的原则，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丢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做的结果好像是达到了理想中的等值效果，但实际操作中往往达不到准确无误的文化交流目的。翻译首先是一个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应该植根于两种文化的土壤，翻译活动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的因素，最大限度的消除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歧义或误解。举例为证：

　　美国法庭上，法官正在盘问来自拉丁美洲的被告，一人做翻译。法官询问被告姓名，被告回答“Jose Manuel Gomez Perez-Marin”。法官不解，问“Why do you have so many last name?”，被告回答说，“They are my first last name and my second last name.” 译者根据自己对拉丁文化的了解，将其翻译为“They are my father’s last name and my mother’s last name.”这样处理不但避免了法官长时间的盘问，而且还避免了法官怀疑被告用假名字来掩盖其真实身份的嫌疑，使这种特殊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
在翻译中，如果一味的追求语言的等值，机械寻求两种语言的等值转换，往往忽略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实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的转换。看似忠实的翻译其实很可能导致种种矛盾的产生。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界定译者的地位：在翻译中，译者首先是精通两种文化的文化交流使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一种文化的含义在另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和接收空间中获得再生，在文化交流的层面达到意义的对等。 　　全世界目前仍然在用的语言约有6800种，其中三分之一拥有独立的书写系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的文化共生共融有不断的衍生了新的文化形态，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总体进步。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三、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对翻译的影响

　　思维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方式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人们之所以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就是由于思维能够对进入大脑的各种信息进行深入加工。而人们进行思维活动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语言。可以说语言既是思维的主要载体，也是思维的主要表现方式。思维方式因人而异，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差异就更大。以中国人和美国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表达方式为例。中国人写地址的顺序是从大大小，先标明国家，然后依次是省份，城市，行政区，街道，住宅区，门牌号。而美国人正好相反，顺序是从小到大，依次是门牌号，住宅区，街道，行政区，城市，州名，国家。在时间表达上，中国人的顺序是年→月→日→时；而美国人则是时→日→月→年。这里就包含了两种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差别：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即思想上倾向于把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而美国人偏好分析思维，即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成分，或者是将他的各种属性，方面等区别开来。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 　　人们的思维方式决定着对周围信息的编码结构，所以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语言编码方式，即不同的语言文化的遣词造句，断落安排，篇章结构都是有区别的。在跨文交流中，人们容易受到先入为主意识的影响，倾向于认为对方也用于自己相同的方式进行思维，用自己的文化标准去理解和衡量对方的文化行为。一席讲话或一篇文章，在甲种文化里的人看来是思路清晰，符合逻辑的，在乙种文化中的人看来却思路混乱，比较费解。由一种思维方式编码出来的语言信息发出后，接受者使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去解码或重新组织，就可能产生歧义，出现误解，甚至导致文化冲突。所以，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中间桥梁，翻译工作者必须了解跨文化交流的特点，明白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翻译活动中灵活转换思维方式，消除跨文交流的障碍。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的转换。下面以中英文的遣词造句，行文安排等方面的对比为例说明思维方式对翻译的影响。 　　汉字是象形文字，是意符，音符和记号的三维文字，这是典型的综合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产物。而英语是典型的表音文字，不考虑英，形，意的结合，这也体现了英国人倾向逻辑思维的习惯。在说话和行文的遣词方面，中国人倾向于用形象的思维方式，喜欢用华丽的词藻，形象的比喻等修辞使文章鲜明生动，有声有色。在报刊，电视，电台上经常可以看到或听到华丽，抒情的文章或报道，并且拥有忠实的读者或听众。然而对于国外的读者或听众来说，文章里华丽的词藻，煽情的描写不但不能引起他们情感的共鸣，反而会减少交流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认为是空话连篇，夸大宣传。例如我国某城市举办的桂花节上印刷精美的宣传单上，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 各种桂花竞相开放，争艳媲美。有满树金花，芳香四溢的金桂；花白如雪的银桂；红里透黄，花多味浓的紫砂桂；花色似银，季季花开得四季桂等。进入桂园，阵阵芳香扑鼻而来…
这段文字大量使用四字成语，词藻华丽，对习惯形象思维的中国读者而言倒也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达到宣传的效果。而对于能读懂汉语的国外读者，他们会认为这段文字不仅不知所云，而且充满过度的夸张色彩，引入发笑。如果把这段文字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不仅在英文里很难找到对应的修饰词汇，而且过多修饰词的叠用也会给英文读者重复，堆砌之感，达不到宣传的效果。所以翻译时要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删减掉累赘的修饰性词汇，改用简单概括性的语句。参考翻译：

　　The park of osmanthus is noted for its profusion of osmanthus trees. Flowers of different colors are in full blossom which pervade the whole garden with the fragrance of their blossoms.

　　思维方式还可以影响到人们说话及写文章的谋篇布局，结构形式，以及说服人的方法等。中国人的思维和写作方式是曲线式的，作者多围绕一个主题绕弯子，可称为“曲径通幽”法。古人有言“文似见山不喜平”，“平”则呆板，枯燥，很难动人。所以在叙事或议论时，中国人往往不是直接切入主题，而是运用比喻，类比等修辞，引经据典，最后达到要说的要旨。而西方重逻辑思维方式，多运用直线式的叙述方式。行文往往直接切入主题，然后将主题分成一系列的小的论点，用例子或者阐述支持小的论点。再看上面举的例子，正文宣传单里首先罗列出各种各样的桂花，运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最后出现总结性的句子：“进入桂园，阵阵芳香扑鼻而来”。而在英语翻译文本中，译者充分考虑到中英文在篇章布局上的差异，首先用一个概括性的句子点明主题，再做详细解释说明，这种结构安排符合英美人的思维方式，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所以翻译活动中，译者要在两种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中灵活转换，用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对另一种文化的信息进行重新编码，使其容易被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使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

　　四、结语

　　在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球村”的村民们之间的交往更加的便利和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彼此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密切的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翻译在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更加明显和重要。从跨文化交流学的角度来探讨和阐释翻译，可以摆脱目前语言学派脱离社会意识形态，孤立进行研究的方法，注重翻译活动中社会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充分发挥翻译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使翻译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Nida，Eugene. Language and Cultur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 Severn，Werner J.,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 i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s USA, 1997.

　　4． 邓炎昌：《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

　　5．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 顾嘉祖：《跨文化交际》［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

　　8．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