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商务英语、文化差异、不对等、翻译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从事国际商务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一般来说，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再者，tiger一词收在1993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第二卷》(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Ⅱ)中的释义：A nickname for any on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smaller economies of East Asia, esp. those of Hong Kong，Singapore，Taiwan，and South Korea．(任何一个在经济上较为成功的东亚小国或地区，尤其指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这个含义源自一个传说。相传有个国王讨厌手下的一个大臣，为了惩罚他，国王送给该大臣一头白色的大象。该大臣发觉这头象非常棘手，因为是国王送给他的，他既不敢转送给他人，更不敢宰杀，只好小心地侍侯着它。可是白象的胃口极大，把大臣给吃穷了。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2）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
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
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
（3）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
“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是名牌产品，翻译成英语Three 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在乍得、贝宁等地，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 Guns，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
①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 off nor on．“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
②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例如，英语中的armchair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软的椅子，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扶手椅”和“单人沙发”。
③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例如，英语的black 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重点放在茶叶的颜色上。
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①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关于这点，可参阅前文的dragon和White Elephant的例子。
②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③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所以，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往往由于文化差异，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这时，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参考文献：
关世杰 《跨文化交流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刘醒吾 《经贸英语口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李 平 《国际经贸英语教程》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王学文 《新编经贸口译教程》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