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 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 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5]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 it was to see each other --
harder still to part!
The east wind has no force,
the hundred flowers wither. (INNES HERDAN)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 (许渊冲)
（参见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采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英国诗人John Mansfield也有一首Ode to the West Wind

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
I never hear the west wind but tears are in my eyes,
For it comes from the west lands, the old brown hill,
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 and daffodils.
（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
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 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译文中的西风无疑是个让人迷惑的意象, 与整诗抒情的怀乡基调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下则恰到好处。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 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是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张友松、张振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本中，（第十七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I bet you can’t spell my name,” says I.

“I bet you, what you dare I can,” says he.

“All right,” says I, “go ahead.”

“George Jaxon—then now,” says he.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