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法国文学，你首先会想到什么？雨果、巴尔扎克、昆德拉，除了这些鼎鼎大名之外，是否遗落了一份人们所不熟悉但同样重要的名单？如果没有“傅雷计划”，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让－雅克·桑贝、米歇尔·乌尔贝克等作家的作品或许要过更久的时间才能够和中国读者见面。

　　这个以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命名的翻译资助计划，诞生于1990年，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使馆共同创立。事实上，法国使馆在世界上超过70多个国家设有类似的资助出版计划，比如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计划、印度的泰戈尔计划、俄罗斯的普希金计划等等，但唯独在中国，选用了一位翻译家而非作家来命名。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文化专员柯蓉对此的解释是，“傅雷先生曾翻译过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和伏尔泰等法国作家的作品，是中国最伟大的法语翻译家”。不妨略举一例，来看看所谓翻译大家的过人之处。多名译者曾经试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一句，傅译版本是“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许渊冲先生的译作为“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的后墙”；韩沪麟先生的版本则是“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还有一位天津版本的译者，自觉高山仰止，索性绕过这句不译，当然有人辩称这是翻译理念不同所致。

　　在很多国家，出版翻译作品通常很难赢得良好的市场回应，一位翻译人士称，在美国，一本翻译作品销量如能突破2000册就已是打破常规，能达到3000册则非常值得庆祝。这样一来，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传播机构的使馆文化处，如果想让本国作品得以顺利出版，便在其中充当着类似“慈善家”的角色，为出版社或译者承担一部分费用。从波兰到匈牙利，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这种对外翻译的资助项目。

　　对中国而言，早已告别“傅雷时代”的文学翻译曾经历过一段风起云涌的繁荣时代。在1992年中国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之前，由于译介国外图书无需缴纳版税和相关费用，大量文学作品得以涌现。随后因为版权费用的高门槛，外国文学作品的引入一度陷入困境。而法国使馆的“傅雷计划”则几乎伴随着这一时期出现，可谓是为当时低迷不前的法国图书出版带来了福音。在2000年以前，“傅雷计划”正是主要集中于负担版权费用。中法双方版权洽谈成功后，经申请可由法国外交部支付版权费；2000年之后，则转向资助出版和宣传活动。

　　虽然国内的出版社渐渐熟悉了国际市场上的通行规则，对版权开始尊重和维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翻译真正迎来了它的春天。柯蓉也观察到，这些年国内的法语译者为数不少，但真正优秀的却不多。“出版社和译者都有各自的困难：对于出版社，图书版权转让费用有时会很高，对出版外国作品会冒着市场狭小的危险；对于译者，报酬较低而且工作繁重却少有得到承认。”

　　当年傅雷先生每天译1000多字，日收入20多元，即可保障生活无忧。如今如果遵照国家版权局制定的 《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1999)，翻译稿酬在20－80元／千字，国内通行的多是60元/千字。翻译家施康强曾经算过一笔账，假如专职做翻译，以每周5个工作日，每年工作40周计算，译40万字需要整整200个工作日。辛苦一年，交稿后等出书，出书后等迟迟不肯赐下的稿费，预期税后收入为2万元左右，也即平均月收入约1600元。而出版社为抢占市场加快出版流程的要求，难免造成大量译本的粗制滥造，昔日所谓“一字之炼，旬日踌躇”的传统也渐渐成了奢望。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 《哈利·波特七》，7月份拿下中文版权，10月就要出中文版，给译者只留下3个月的时间，最终甚至出现姐妹俩弄混的硬伤。而一部《杰克·韦尔奇自传》，其中竟有1800多处错误。

　　2009年1月，法国使馆文化处开始设立“傅雷翻译出版奖”，希望借此赢得慢工细活，出现更好的译者和译本。很难说究竟有多少人还热衷于阅读文学——想必为数不多，否则单靠市场力量便可以维系这些读物的生存，在这样的阅读生态下，幸亏还有像“傅雷计划”这样的项目，至少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也让生存状态边缘的文学翻译看到一丝曙光。

　　链接其他著名的翻译出版资助机构

　　欧洲：波兰图书学会（BookIn－stituteofPoland）、丹麦文学艺术委员会、挪威海外文学组织（Norwe－gianLiteratureAbroad）、荷兰文学生产翻译基金（FoundationforPro－ductionandTranslationofDutchLiterature）、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瑞典学院 （SwedishInstituteinSweden）和德国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e）。

　　亚洲：日本文学出版计划

　　（Japanese Literature PublishingProject）和韩国文学翻译学会（Kore－anLiteraryTranslationInstitute）

　　访谈

　　经济观察报：文学作品在“傅雷计划”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书才可以被你们认可，获得资助出版的机会？在选择这些被资助的文学作品时，其中会不会有“国家形象”或者“意识形态”的考虑？

　　柯蓉：起初，我们计划每年资助100本左右的图书，在每年经费都在缩减的情况下，每年能资助75本左右的图书。所受资助的图书中，4类图书比较显著：文学、人文社科、生活类和少儿类。文学类图书占所资助的整个图书的1/3左右。有一个评审委员会对资助申请进行审读。我们的评选最重要的标准是，图书和我们所了解的中国读者的兴趣之间是否合适。

　　经济观察报：被资助翻译的图书，是集中于选择经典，还是一些最新出版的图书也有机会被考虑？

　　柯蓉：经典作品不再需要资助计划的资助，因为它们已经为人所知：如雨果、杜拉斯、昆德拉等等。我们也不资助再版图书。当代作品非常丰富，而且数量众多，但如保罗·利科、梅洛—庞蒂等这样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关注，如果没有资助计划，他们很可能不会被译成中文。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在中国畅销的法国小说？一些作品的翻译质量并不理想。

　　柯蓉：恰恰并没有真正畅销的法国小说。而一些作品质量不高，也是我们设立 “傅雷翻译出版奖”的原因。但是我们不愿意把 “畅销作品”和文学作品混为一谈。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当代小说都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在法国畅销的图书不一定在中国也受欢迎。我们需要更好的了解中国读者的期待。在未来的两年中，虽然法国预算在图书上的经费一直在减少，但我们希望“傅雷翻译出版奖”的成功能使法语图书在中国更为人所知。